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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雅明的无线电岁月:穿越时代的城市之声
2023-08-18 22:20:18来源: 澎湃新闻

【编者按:论文申请受挫、发展学术事业希望渺茫、几乎没有稳定的收入……沃尔特·本雅明选择通过写作和广播节目增加收入。在六年的时间里,本雅明通过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,成为了听众最为熟悉的“城市之声”。然而,随着纳粹上台,这位天才的声音也逐渐远去、逐渐静默……本文作者为彼得·E.戈登(Peter E. Gordon),本月原载于《The Nation》杂志。】


(资料图)

沃尔特·本雅明沃尔特·本雅明的所有音频都未能被保存下来。他的声音曾被形容为优美,甚至是悦耳的,正是那种适合20世纪20年代,在德国传播的新型媒体广播的声音。只要支付无线接收器的费用,听众就可以在下午或傍晚听到本雅明的声音,通常是在所谓的“青少年时间”(youth hour)。他涉猎的话题广泛,从柏林郊外的铜器作坊到那不勒斯的鱼市。在一次广播中,他把注意力放在了一家古董书店上,书店里的走道像迷宫一样,墙上装饰着魔法森林和城堡的图画。其他时候,他会讲“真实的狗狗故事”,或者用脑筋急转弯和谜语让年轻的听众陷入困惑。他还写过,甚至演过各种各样的广播剧,讽刺德国文学史,或进入超现实主义的幻想世界。其中一部广播剧介绍了一个名为Labu的月球生物,它有着一个庄严的头衔:“月球对地球研究委员会主席”。如今,本雅明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评论家和理论家之一。但他的职业生涯起伏不定,屡遭挫折。1925年,在法兰克福的哲学系拒绝了他神秘的德国巴洛克戏剧研究,并粉碎了他的学术事业希望后,他发现自己漂泊不定,几乎没有稳定的收入。但这次失败也带来了自由。他脱离了大学的束缚,可以无拘无束地追求自己的兴趣,他将自己的才华投入到写作中,他的文章涵盖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:从高雅文学到儿童读物,从摄影到电影。在近六年的时间里,他通过广播节目增加收入,有些节目针对成人,有些则专门为儿童制作。他为法兰克福和柏林的广播电台制作了许多广播节目,总共约90个,但只有一段录音的片段被保存下来。我们无法听到本雅明的声音,这实在令人遗憾。

现在,这些广播的文字记录已经被Lecia Rosenthal汇编并翻译成英语,她深刻的引言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它们的真正意义。人们不禁会好奇,本雅明对自己受到如此多的关注,将做何感想?因为他倾向于将自己的广播工作视作是“微不足道”的。在与朋友格舒尔姆·肖伦(Gershom Scholem)的通信中,他略带尴尬地提到了“琐碎的广播事务”,并几乎谴责其中的一切内容都“只有经济层面上的益处”。如今我们知道本雅明错了。这些文字记录不是过眼云烟;它们是本雅明解释方法的完美样本,是他在流亡巴黎期间运用的城市符号学风格的实践。汉娜·阿伦特曾将这位已故的朋友比喻为一名潜水采珠人(pearl diver),称其有一种潜入资产阶级文明废墟,带着最稀有宝藏浮出水面的天赋。这些广播记录进一步证明了这位天才的职业生涯是多么的短暂。

对于那些觉得本雅明的主要著作如《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》或《拱廊计划》过于沉重或令人生畏的人,这些简洁明了的手稿方便他们去理解本雅明的思想。尽管涵盖了大量的主题,但这些文字也具有个人散文的亲密性,就像是直接传入你耳朵的声音。毕竟,书面记录在技术上也是一种“无声”的录音。当我们仔细阅读这些记录时,我们仍然可以听到文学学者口中的“作者之音”。即使那些并不特别关心本雅明的人,也会将他的广播故事视为技术传播史上的珍贵范例,这段历史从早期的无线新闻,贯穿至当下的数字播客时代。踏进一台时光机,穿越到一个世纪前:你会听到沃尔特·本雅明,而不是《美国生活》节目的主持人伊拉·格拉斯(Ira Glass)的声音。

无线电时代

1923年10月29日晚上8点,德国的听众听到了第一次无线电广播,它仅仅持续了一个小时,电台便静默下来。柏林的“Funk-Stunde”或“广播小时”很快将其节目扩展到每天近八个小时——节目内容以音乐为主,偶尔会有讲座、文学朗读或剧目。到了1930年,地区广播公司的电波已经覆盖了近70%的潜在德国观众,但真正能负担收听费的听众仍然以城市居民为主;农田和森林仍然一片寂静。

在最初的几年内,收音机是城市中产阶级专属的奢侈品。要收听广播,一个家庭必须购买收音机,并向邮局支付“许可证”以及月费。在大众的想象中,我们倾向于想象一家人舒适地依偎在一个扬声器前,就像围坐在家庭的壁炉旁。但最早的收音机并不是为了提供共同经验而设计的优雅家具;它们是外观奇特的装置,具有暴露的机械部件和个人耳机,将每位听众隔离在私人听觉空间中。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,家庭收音机才采用更加家用的形式,配备单个扬声器,将广播内容投射到共享的房间中。这就是本雅明首次登台的时候。

想象一下,1927年3月23日,“沃尔特·本雅明博士”(正如他在法兰克福电台公报上所列的那样),他那无形的声音第一次通过电波飘进了德国的千家万户。他讲述的是年轻的俄罗斯作家,这是一个有启发性的话题。由于他最近去过苏联,因此他可以说对这个话题有些熟悉。他在莫斯科度过了两个月寒冬,与出生于拉脱维亚的共产主义者阿西娅·拉西斯(Asja Lacis)追求一段无望的恋情,后者活跃在儿童无产阶级戏剧中。尽管这次早期节目的完整记录已经遗失,但那只是本雅明在同一年发表的众多苏联文化报道的样本之一,所有这些报道都反映出他严酷的认识。

人们利用无线电听广播在首次尝试电台广播评论后,本雅明继续在德国建立自己的事业,同时兼任自由撰稿人和电台评论员。几年来,他一面设法维持生活,一面希望自己能有更大的成就。1930年,他向一位朋友承认,他的最终目标是成为“德国文学最重要的批评家”。然而,他的抱负未能实现,他对高级文学作品的大胆尝试,比如早期对歌德小说《选择性亲缘》的评论,虽然精湛却很罕见。更典型的是他对短篇评论的练习,包括他专为广播写的故事。其中最有趣的是那些将日常生活变得充满异国情调,或将现代元素与怀旧情感交织在一起的报道。在1929年末或1930年初的一次广播中,他描述了小时候首次去到柏林市场大厅的经历,在那里,鱼、奶酪、鲜花、生肉和水果的气味在一个屋顶下相互混合,营造出“朦胧而迷离的香气”,与“从阴暗的铅框玻璃窗渗透出的光线” 相映成趣。他也不会忽略最细微的细节:“别忘了总是被污水或洗碗水冲刷的石头地面,感觉就像冰冷而滑溜的海底。”最熟悉的城市之声

这一描述预示了本雅明关于巴黎拱廊的计划,那些铁和玻璃构筑的走廊上布满了商店,成为在1930年代,令本雅明着迷的焦点。但这些广播节目几乎完全来自本雅明移居法国之前的时期,在许多节目中,人们可以听到这位柏林本地人的热情,他最喜欢分享关于他最熟悉的城市的故事。他也忍不住向听众暗示:“如果我想要好好享受,我会在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去林登大街市场大厅散步。也许有一天我会在那里碰到你们中的一人。但我们不会认出彼此。这正是广播的缺点。”

这真的是一个缺点吗?有人认为,收音机是本杰明的理想媒介,因为他喜欢隐藏起来。尽管一些读者声称本雅明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,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激进分子,他最大的快乐并非卷入公开的争议,而是私下与书籍相伴,埋头苦读。在1930年的一档名为《恶魔柏林》(demon Berlin)的广播节目中,他告诉听众,小时候父母曾禁止他阅读19世纪德国作家E.T.A.霍夫曼(E.T.A. Hoffmann)的小说,因为后者的故事里充斥着鬼怪、魂魄和“各种怪物”。霍夫曼是神秘的大师,他同时代的诗人海因里希·海涅(Heinrich Heine,本雅明的远亲)曾经评论说,“即使是魔鬼也写不出如此邪恶的东西。”因此,本杰明更热情地、秘密阅读了霍夫曼的故事。当他独自坐在家里的餐厅里,阅读这些故事时,本雅明告诉我们,“所有的恐怖,比如短嘴鱼,会在黑暗中逐渐聚集在桌子边缘。”

印刷的书页是本雅明的安全之所,他可以像童年时那样躲进其中。但他也把城市景观本身变成了一个避难所:他把外部的城市空间设计变为内在;他把城市,主要是柏林和巴黎,作为阅读的对象。霍夫曼成为了本雅明早期实践的灵感来源,本雅明告诉他的听众,霍夫曼以面相学家的眼光看待柏林,揭示了“这个平淡、冷静、开明和理性的柏林是多么吸引讲故事的人:它的闪光之处不仅在于它中世纪的角落、僻静的街道和阴暗的房子里,更与每个社会阶层的劳动者息息相关。”

这不仅仅是对霍夫曼的效仿;本雅明也在创造自己的写作方式。这将成为这位作家的特殊技能:他呈现了现代生活的相貌,并将看到的一切转化成充满了希望和危险的梦境。他专门用一档节目报道了1755年的里斯本地震,其震感从摩洛哥延伸至法国的沿海地区。18世纪的里斯本是葡萄牙全球帝国的繁荣中心,拥有超过25万居民,其中近四分之一丧生。据说遥远的塞维利亚大教堂塔楼如“风中的芦苇”般摇摆不已。本雅明只是众多描写地震的批评家中的一员;从伏尔泰到康德,欧洲哲学家都曾思考过它的意义。但本雅明的描述能力,几乎超越了所有前辈,在短暂的20分钟广播中,他以无与伦比的精确传达了事件的恐怖。他赋予地震以重要意义,将其视为地壳永不安宁的迹象,我们脚下的大地正处于“永恒的动荡”中,自然界的暴力不亚于人类的暴力史。

这个主题在他1932年春季的最后一次广播中再次出现,那期节目是关于1927年密西西比大洪水的报告,这场洪水夺去了几个州数百人的生命。根据本雅明的说法,从密苏里到肯塔基再到田纳西,洪水淹没了10万平方英里的农田。约五十万居民失去了家园,本雅明为听众描绘了三兄弟的绝望,他们试图拯救自己的牲畜,但被迫爬上屋顶,而洪水则在下方不断上涨。只有一个兄弟幸存下来,本雅明从这个人的悲惨经历中引用了一段长长的文字。本雅明以其特有的解读习惯,将这场灾难变成了政治寓言。在向听众告别之前,他承诺他还没有完成对密西西比洪水的描述:“在其他场合,我们将回到它的岸边,那将会是河流在河床上平静流淌的时候,但在岸边几乎找不到平静。”他再次说,“我们将发现自己站在密西西比河岸边,但这次我们面对的是人性的残酷”,他指的是三K党。他说,“法律为遏制这些人而建造的‘水坝’,表现得并不比那被洪水击垮的、用泥石造的大坝更好。”

逐渐静默

从这些话语中,人们可以听到一个知识分子日益绝望的情绪,他认识到无论是欧洲的法西斯主义,还是美国的三K党,都使得他周围的文明受到仇恨浪潮的威胁。和那个爬上屋顶的人一样,本雅明报道了威胁着他的洪水,并希望能够获救。但水势继续上涨;1933年初,纳粹党将在德国夺取政权,本雅明的广播生涯就此终结。他受托为柏林广播电台创作的最后一份作品,是他创作的一部奇幻剧。这部名为“Lichtenberg: A Cross-Section”的作品是他写过的最奇怪的事物之一。居住在月球上的生物被委托调查德国启蒙时代著名物理学家乔治·克里斯托夫·利希滕贝格(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)的职业生涯。这些月球生物有着离奇的名字:Labu、Quikko、Sofanti和Peka,它们以月球对地球研究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,使用奇怪的装置进行研究,每个装置“比咖啡研磨机更容易使用”。 “光谱电话”可以让他们听到和看到地球上发生的一切;将人类的言语翻译成音乐的“帕拉莫铵(Parlamonium)”;还有可以让研究人员观察人类的梦境的“梦幻镜”。在这些设备的帮助下,月球生物试图理解为什么人类如此痛苦不堪。他们最终得出一个初步结论,即使人类不快乐,但“也许正是他们的不幸让他们前进”。为了纪念利希腾贝格先生的科学成就,他们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个陨石坑,这个坑散发出“照亮千年的神奇之光”。

与其他广播不同,利希腾贝格的剧本从未在广播中播放过。本杰明最后一次在电台露面是在1933年1月29日,当时他朗读了其日后影响最为深远的书:《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》的选段。就在第二天,阿道夫·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,莱西亚·罗森塔尔记录了一个痛苦的事实:为了庆祝胜利,纳粹举行了一场火炬游行,并在整个德国进行了广播——这是第一次真正在德国全国范围内通过无线电进行直播。

随着第三帝国将所有形式的通讯纳入国家控制,广播成为纳粹宣传的另一种媒介,德国人民可以通过它听到元首的声音。讽刺的是,正是20世纪20年代无线广播的大规模扩展帮助纳粹加强了对大众意识的掌控。在美国也是如此,20年代引入的无线技术在30年代成为激起仇恨和阴谋论者,例如考夫林神父(Father Coughlin)和马丁·路德·托马斯(Martin Luther Thomas)的首选媒介。毫无疑问,所有形式的大众传媒都具有这一双重性:它们可以加强民主,但也可以破坏民主。这种讽刺性可能是广播与生俱来的问题,所有的大众媒体都面临着这一问题。想象一种不受这些病理影响的媒介,就像试图想象一种没有咒骂的语言——那将是一种仅供天使使用的语言。

1957年,美国加利福尼亚州,霍夫曼电子公司生产的霍夫曼收音机。从一个世纪前的第一次无线广播到今天的播客,音频通信经历着快速蜕变,人们不再通过收音机,而是通过蜂窝技术或无线网络来访问播客。这些创新也恢复了一些类似于个性化聆听的原始体验:耳塞取代了绑在第一代无线盒子上的笨重耳机,但它们也重新引入了与环境听觉隔离的体验。人们想知道,这项新技术对我们共享公共空间的感知会有什么影响,即使每个人都在同一条街上行走,这个空间仍然会被分成数百万个独立的声音环境。当我们不再听到相同的声音,我们是否能对居住的地方抱有相同的责任感?风险不仅在于行人听不到驶入人行横道的汽车的轰鸣声;人们能有多少次听到乞讨者讨要零钱,或地铁里街头艺人的歌声呢?真正的危险在于,我们可能开始失去对同一个世界的归属感。在本雅明通过无线电进行广播时,他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体验城市空间,但他相信我们可以共同体验这个空间,他甚至幻想现代技术可以带来集体行动或革命。然而,新技术打破了这个梦想。它们往往不是让我们更加团结,而是让我们彼此更加孤立,而与此同时,广播信号的绝对数量已经成倍增加,以至于完全可以想象,在拥挤的城市街道上,没有两个人会同时听同一段播客或同一首歌。由于数字革命,企业媒体过去的垄断地位已经让位于一个新局面: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开始播客,并分享他们对任何事情的看法。无论这些观点是否有益,无论他们的陈述是真是假。这种多样性在民主传播媒介方面有很大的优势。但这个优势也伴随着一系列的问题:更多的咆哮,更多的阴谋论,更多的仇恨。技术越民粹,“善于雄辩”就越容易被误解为精英主义。这不仅是政治问题,也是美学问题——毕竟,并不是每个有抱负的播客都具备本雅明的语言天赋。今天的许多播客都是无脚本的、对所有人开放的聊天,几乎没有形式和内容。本雅明理解了这些风险,但他仍然坚持认为广播能带来所谓的“物质的彻底转变和重新排列”。今天,这种乐观可能很难维持,但打开一个新的播客,你可能会发现一颗珍珠。

其中最好的一些播客,仍然与一个世纪前的本雅明广播存在相似之处。在20世纪90年代,我在巴黎生活时,会在晚上收听《Domaine Privé》,这是一个每周由不同的名人、艺术家或知识分子主持的广播节目,他们会选择一个喜爱的音乐作品,对其意义进行反思。(我仍然记得朱莉娅·克里斯蒂娃谈论《魔笛》。)更近的例子包括由Nahlah Ayed主持的加拿大广播公司Radio One的《Ideas》系列,或由梅尔文·布拉格在BBC Radio Four主持的《In Our Time》节目,以及法国文化广播每天早晨持续六分钟的《Le Pourquoi du comment》,其中哲学家弗雷德里克·沃姆斯对哲学主题提供简短而精彩的评论。除了广为人知的英语节目,包括《这就是美国人的生活》和《电台实验室》等广播节目都分享了本雅明的好奇精神,以及他通过口述传达出能引起听众兴趣的事物的能力。这些播客将我们都重新变成孩子,全神贯注地听着广播中的声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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